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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3年，为期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落下帷幕，短暂的庆祝过后，130万志愿军如何安置成了首要难题。关键时刻，杨勇提出了一个建议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。1953年7月27日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在板门店签下大名。消息传回国内，那真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打了三年，我们这些泥腿子出身的兵，硬是把武装到牙齿的“联合国军”摁回了“三八线”，这口气，顺了！但短暂的欢庆过后，一个巨大且迫在眉睫的难题，摆在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案头：那前前后后奔赴朝鲜的130万志愿军，怎么回家？这可不是春运买火车票，这是130万刚刚放下枪、眼里还带着杀气的热血男儿的归宿问题。那时候的新中国，说句大白话，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。打了八年抗战，三年内战，又咬着牙顶了三年抗美援朝，国库比脸都干净。城市里工厂稀稀拉拉，农村里百废待兴，财政赤字高得吓人。一口气让130万人“解甲归田”，整个社会体系都可能被冲垮。他们回来吃什么？住哪里？干什么活？更要命的是，这些都是在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，是“最可爱的人”。你总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之后，再流泪吧？一旦处理不好，英雄们的失落感和现实的压力搅和在一起，会是多大的社会隐患？这道题，比任何一场战役都难解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人站了出来。他就是时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的杨勇。杨勇将军，那可是从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猛将。从红军时期就跟着队伍干，什么湘江战役、平型关大捷，他都没落下。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收官之战——金城战役中，他刚入朝不久，就指挥部队硬生生撕开了敌人自诩“固若金汤”的防线，歼敌5万多人，一战打得对手彻底没了脾气，乖乖回到了谈判桌。这位在战场上“霸蛮”的将军，在思考战士们的后路时，却展现出了惊人的细腻和远见。他给中央提的那个建议，说出来其实很简单，却字字千钧。他的核心想法是：不能一窝蜂地回，得分批次、有计划、有目的地撤。听着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公司搞项目，要分阶段执行？但在当时，这绝对是开创性的思路。具体怎么分呢？杨勇的算盘是这么打的：第一步，不是马上回国，而是先帮着朝鲜搞重建。仗虽然停了，但朝鲜半岛被打成了一片废墟。毛主席高瞻远瞩，决定让志愿军留下一部分，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，重建家园。这一待，就是五年。这五年，我们的战士们脱下军装就是建设者，修桥铺路、盖房种地，跟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为国内的安置工作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时间。第二步，等到1958年正式撤军时，分成三批走，每批都有明确的战略去向。第一批，就近安置在东北。这里是重工业基地，国家建设急需人手。更关键的是，东北紧挨着朝鲜半岛，留下一支经历过实战考验的精锐部队，万一局势有变，能立刻顶上去。这叫“安家”与“备战”两不误。第二批，撤到山东济南一带。华东是中国的经济重心，把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放在这里，就是给国家的心脏地带上了一把安全锁。第三批，驻扎在湖北武汉。武汉九省通衢，是连接东西南北的战略要地。把部队放在这里，无论是支援西南还是策应全国，都非常灵活。杨勇的这个方案，根本不是简单的“退伍安置”，而是一次着眼于全国的“战略再部署”。他把130万志愿军这笔宝贵的“人力资产”，精准地投放到了国家最需要的地方。战士们脱下戎装，不是被动地等待安排，而是换个阵地，继续为国效力。这个方案报到中央，毛主席一看，当即拍板：“这个建议好，就按照他说的来！”于是，从1958年3月开始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开始了。为了迎接英雄们回家，国家在鸭绿江边专门建了一座凯旋门，上面写着“祖国人民欢迎最可爱的人”。当列车缓缓驶过大桥，看到这行字时，多少铁血硬汉哭得像个孩子。回来之后，一切都按照杨勇的规划有条不紊地进行。几十万人进入了东北的工厂矿山，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；几十万人充实了各地的国防力量，成了保卫国家的钢铁长城；还有几十万人回到了家乡，成了建设新农村的带头人。当然，过程不可能完美无瑕。有人从战斗英雄变成普通工人，心理上有落差；有些地方干部经验不足，安置工作出了些岔子；还有伤残的战友，生活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。但这艘大船，总归是稳稳地靠了岸，没有出大乱子。国家最困难的时候，用最大的诚意，给了英雄们一个尽可能体面的归宿。而那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士们，也用行动证明了他们的伟大。他们中的很多人，把在部队里养成的纪律性、执行力和不怕苦的精神，带到了新的岗位上。

抗战时，八路军帮助卫立煌部突围。卫立煌不禁慷慨：“你们这个团算是报废了！”不料一旁的杨勇解释：“上面只有一个连？”卫立煌大惊：“别开玩笑！一个连怎能挡住日军？”杨勇191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武术世家，父亲杨贵蟾是形意拳高手，家里常年拳风阵阵。他从小跟着父亲练武，练出一身好体格，臂力惊人，跑起来像一阵风。1927年，14岁的杨勇在文家市亲眼看到毛泽东向秋收起义部队讲话，慷慨激昂的话语点燃了他的革命热情。1930年，17岁的他加入共产党，投奔彭德怀的红5军，开始了戎马生涯。三年后，他升任红3军团第4师10团政委，带兵打仗，冲锋在前，参与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“围剿”。长征路上，他拖着伤腿，带着部队翻雪山、过草地，硬是咬牙坚持下来。抗战爆发后，他调到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当副团长，参加了平型关大战，腿上又添新伤，但还是坚持指挥，带着部队打得日军晕头转向。1938年初，他当上686团团长兼政委，带着队伍在晋南跟日军干了好几仗，夜袭敌营、炸毁物资，名声越来越响。卫立煌，1897年出生在安徽合肥，家里有点官宦背景，年轻时投身军旅，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，混出了一点名堂。抗战开始后，他当上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，带着好几个军在山西跟日军硬碰硬。他打仗还算果断，指挥过几次像样的战役，但也常因为战略失误吃败仗。1938年3月，晋南大宁的战斗就是个例子。他的部队跟日军交手没多久就顶不住了，兵败如山倒，只能向八路军求援。他跟八路军合作过几次，对这支部队的战斗力挺佩服，但立场上还是死忠国民党，后来也因为这点吃了不少苦头。1938年3月，晋南大宁附近的白儿岭一带，战事吃紧。日军从太原南下，800多人气势汹汹，想突破防线西渡黄河。卫立煌带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部队迎战，摆开了好几个军的阵势。可没打多久，日军的炮火和步兵冲锋就把国民党军打得七零八落，部队四散逃跑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。卫立煌没办法，只能向附近的八路军第115师343旅求援。杨勇接到命令，立马带着686团的特务连——也就是10连，赶去支援。这支连队全是老兵，装备虽然不咋地，但个个能打能拼。杨勇指挥10连迅速占领白儿岭高地，挖战壕、堆石头，架好机枪，准备迎敌。日军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的阵地，组织了好几波进攻，每次都喊着口号往前冲。10连的战士沉着应对，机枪一通扫射，手榴弹扔得精准，日军冲上来一批倒一批，阵地前堆满了敌兵的尸体。战斗打了三个多小时，10连只伤亡了20多人，硬是把800多日军死死挡住，没让他们前进一步。卫立煌在后方看着这场仗，惊讶得不得了，问杨勇派了多少人上去。杨勇说就一个连，卫立煌压根不信，觉得一个连哪能这么猛，非要派人去数人数。结果一查，果然就百来号人，卫立煌当场就服了，直夸八路军战斗力强得离谱。这场阻击战只是杨勇抗战生涯的一个小片段。1938年9月，他又带着686团在汾阳到离石的公路上设伏，埋伏在山沟两边，等日军车队一进圈套就开火，炸毁20多辆军车，干掉200多日军，连日军第108旅团的旅团长山口少将都挂了。1939年7月，杨勇在鲁西带着部队跟日军第114师团干上了。这支日军由中将师团长沼田德重带队，之前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，恶名远扬。杨勇带着八路军在聊城附近设下埋伏，趁日军撤退时突然杀出，枪声一响，沼田德重胸腹中了好几枪，送到医院没抢救过来，直接一命呜呼。杨勇的部队还缴获了不少敌军物资，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。整个抗战期间，杨勇带着部队在晋南、鲁西一带四处出击，游击战打得神出鬼没，建起了吕梁山和鲁西的抗日根据地。后来，他升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旅旅长、冀鲁豫军区司令员，带着队伍跟日军周旋，硬是把敌人的“扫荡”一次次打回去。卫立煌这边，抗战中后期继续带着国民党军打仗。1939年，他当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，负责中条山一带的防御，指挥了几次大战役，但也因为指挥失误吃了不少亏。1942年，蒋介石把他调到西北行营当主任，等于把他架空了，没兵权可使。1948年，他在东北战场打得不好，被中共列为战犯，后来被蒋介石软禁了一段时间。他跑去香港，1955年回到大陆，受到优待，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，直到1960年病逝，活了63岁。杨勇的军旅生涯远没到头。解放战争中，他当了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，带着部队攻城拔寨，立下大功。抗美援朝时，他是志愿军最后一任司令员，干得最久，指挥了金城反击战，带着部队顶着敌人的炮火抢占阵地，打得对手措手不及。1955年，他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还拿了一堆勋章。后来，他当过北京军区司令员，还兼了副总参谋长。1964年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参观部队，看到中国士兵枪法精准，惊讶得不行。蒙哥马利还想试试身手，拿枪打了一发，杨勇接过枪，站着连开九枪，枪枪命中，把老外看得目瞪口呆。杨勇后来还当过中央军委常委，干了不少大事。1983年，他因病去世，享年70岁。

如果彭雪枫不牺牲，55年能授什么军衔？如果不是1944年流弹来得太突然，彭雪枫的名字，很可能会出现在1955年的开国授衔名单里，还是靠前那一列。那一年是新中国军制确立的第一年，军功簿子摊开，每一位将领的履历、战绩、资历都要拿出来摆在桌面上，一笔一笔清算、核实、对比。到最后评出的十位大将，个个都是千锤百炼的野战主官，能打仗，也管得了人。但这十个名额，不是一开始就定死的。初期方案里有15人、13人版本都存在过，如果彭雪枫没死，很难说，这个名单会不会因他而多出一个。当时的新四军里，七个师里出来的基本都进了核心序列。第一师粟裕，是十大大将之一；第二师张云逸，军政全能，虽偏行政但军衔同样是大将；第三师黄克诚，也是大将。第五、第六师的李先念、谭震林，虽然最后没有授衔，但都是后来中共政坛上的顶梁柱。那第四师呢？就是彭雪枫一手带起来的。他不仅是军事主官，还是政委，两头都管。等于一个人顶了两个职务，这种双料干部在新四军内部也不多见。他在新四军的地位，不是靠资历熬出来的，是打仗打出来的。从豫皖苏到淮北那一大片根据地，是他亲自带人、带枪、带纸张一点点建起来的。最困难的时候，部队不满千人，既要作战，又要做群众工作，还得搞宣传、搞政权建设。他写文章，亲自办报，创办《拂晓报》，组织剧团，搞民兵联防，甚至连战时的骑兵营都是他拍板建的。别人开辟敌后根据地靠的是枪和地道战，他是又用枪又用笔，硬生生把一片白区经营成了根据地。新四军那段时间，正处于敌伪夹击的高压之下，顽军、日军、伪军轮番上阵，吃紧得很。1944年夏天，他亲自率部打小朱庄战斗打得干脆利落，但没过几天，又遇上汤恩伯部队的反扑。他带人南下八里庄准备截击溃兵，敌人本身战斗力不强，他分兵追击，按当时的判断，这场仗风险不算太大。可就在下命令之后，为了观察敌情，不幸被流弹击中，抢救无效，三十七岁就倒下了。张震，当时是他的参谋长，这辈子都没放下这件事。他亲眼看着彭雪枫倒下，抱着他喊医生，一边哭一边喊，救不回来。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要是那时候我再强硬一点，非拉他下来不可……那时候部队里谁都知道彭雪枫太爱前线，爱得有点不顾身子，指挥部设在最前沿，看战场要站到墙头去，喊兵听口令得亲自喊。他不是不知道危险，只是太在乎结果。也就少了参与大兵团作战的履历，这对后来的授衔来说，确实是个不小的缺口。有人拿这个说事，说彭雪枫没打过辽沈、淮海、平津，也没带过四野、三野这样的野战军主力，履历上比起粟裕、陈赓这些确实单薄些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他没牺牲，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能力，肯定不会被放在后方喝茶看报。新四军改编成华东野战军之后，谁来带第四纵队、第八纵队这些队伍，是要讲传承的。他是老四师的掌舵人，不可能不继续带兵。真要说可能性，他极有可能在鲁南或中原一线继续统军，照这个势头发展，迟早也是兵团主官的级别。就算不去推测那些没发生的事，单凭他在红军时期的资历，授大将也稳得很。他在红三军团里混得开，彭德怀是提拔他的伯乐。在长征途中，陕甘支队成立时，他是第二纵队司令员，底下带的人都不是一般角色，陈赓、张爱萍、杨勇这些后来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响当当。他能统得住这么多刺头，靠的可不是资历，而是真本事。红军时期的干部，谁跟谁交过手、谁带过谁，圈子里心里都有数。彭雪枫的名字在这圈子里有分量，是被彭德怀当成接班人培养的。红三军团后来的代表人物黄克诚，实际上在抗战中段就开始偏向党政工作，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是从地方调回来，和前线有段空档。如果彭雪枫还在，很可能就是他接替老彭脉络下来的代表人物。军衔这东西，有制度，但也有人情和象征。1955年授衔是一次全系统的确认，不只是给个人授荣誉，也是给整条战线、整段历史定性。红一方面军、四方面军、八路军、新四军，每一条线都要有代表人物。彭雪枫是红三军团的干将，又是新四军第四师的开创者，两头都占了。他的位置，如果没有被那颗子弹打断，授大将几乎没有争议。那元帅有没有可能？如果只看能力，确实强得很。但说实话，这个头衔有它的“结构性壁垒”。要评元帅，得有几样东西：主力红军军团的直接创建人、重要武装起义的组织者、整个根据地或战略区的全面主官，以及在解放战争中担任军委直属大兵团的总指挥。彭雪枫在红军时期的确重要，但不是最核心的几位之一。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的地位也高，但还没有上升到军区级或全战区的层面。解放战争他没参与，军委级别的战例更是谈不上。这几条一看，就知道跟元帅那一栏拉不开。说到底，彭雪枫如果没有牺牲，最现实、最稳妥的定位就是大将。不低，也不虚，刚好合身。